一、大量外企将中国视为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的核心，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因为现在中国发展的非常不错，中国市场非常大，中国的科技感非常的强所以才会吸引很多外企。
二、全球产业链面临重构导致全球价值链什么
作为要素跨境流动的主要载体，基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一体化生产体系既是国际分工深化的必然产物，也是过去30年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带动全球化演进的动力机制由资本和成本驱动加快转向创新和知识驱动，进而引发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调整。应该看到，现阶段新工业革命对制造范式及国际生产体系复杂而深远的影响尚未充分释放，叠加保护主义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使得全球化演进及全球价值链的变化充满不确定性，进一步凸显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本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考察影响全球价值链重构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研判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变动中的角色，提出有效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思路和建议。
一、全球价值链的变化态势
在对全球价值链的观察中，无论学术界还是国际机构，近期都注意到了一个似乎越来越清晰的现象，那就是过去十年间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势头放缓，包括中国、美国、德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工业和贸易大国，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一些产业的全球价值链甚至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收缩或“变短”态势，[1-5]并且这种变化得到了更多的实证支持。
《世界投资报告（2018）》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价值链上的国外增值（fda）幅度为30%，同比下降1个百分点，这是自1990年以来的首次下降。《全球价值链报告（2019）》也指出，即使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过去10年，gvc参与度的全球平均发展态势仍未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2017年，gvc全球平均参与度为0.1289，2007年这一指标值为0.1343。从不同行业的情况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全球价值链演进的方向和速度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2000—2007年，除中技术部门gvc的前向参与度有小幅下降之外，无论实体部门还是主要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均实现了较快扩张，而在2007—2017年间，gvc的扩张态势或发生了逆转或增势放缓，其中实体部门gvc参与度下降更为明显。（见表1）
表1 不同行业gvc参与度的变化

数据来源：wto etc.，global value chain report（2019）。
从国别的情况看，联合国贸发会的测算结果显示，2000—2010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平均增速达到11%，2010—2017年大幅滑落为1%，同期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的增速则由13%降至3%。[数据来源：《世界投资报告（2018）》第27页。]具体到中美两个最大的贸易国，笔者计算发现，中国和美国的gvc参与度分别自2011、2010年年出现下降。其中，2018年美国gvc参与度为53.43%，已降至2003年的水平，比2010年的高位值下降了8.55个百分点，其逆向演进的特点相当突出。而2010年之后，德国、日本等主要工业品出口大国的gvc参与度也相继转为收缩状态。（见图1）

图1 主要工业品出口国gvc参与度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美国经济分析局、美联储的数据计算。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考察全球贸易强度的变化，同样可以发现生产和贸易的国际化进程自2000以来进入了快速提升的阶段，全球货物出口占gdp的比重，以及货物和服务出口占比都于2008年达到了阶段性的峰值，而2009—2019年，国际贸易强度则表现为平稳收缩的态势。（见图2）同时，这一时期世界货物贸易强度与总贸易强度之间的差距有所拉大，意味着货物出口对国际贸易增长和全球价值链扩张的贡献相对落后于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上服务创造的价值增长较快，一般认为这恰恰是全球化推动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然而，这一趋势却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下降，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服务业国际分工的深度和广度总体上不及制造业；另一方面，现行统计体系对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上增值的核算不够全面，难以准确体现服务对不同国家（地区）和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影响。[3]

图2 1980—2019年全球出口占gdp的比重（%）
数据来源：wto，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the world bank indicator。
二、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因素与中国的角色
各种指标的变化从不同方面和程度指向了全球价值链回缩或扩张放缓的事实。然而，这种变化究竟是全球价值链的阶段性回调还是其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目前尚有一些争议，短期内很难做出明确的判断。剖析全球价值链变化背后的深层动因，有助于客观认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内在机制。实际上，关于全球价值链发展和扩张的驱动因素，国内外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一定的共识。[6，7]amador and cabral指出，在理论上将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因素与推动贸易增长、生产国际化及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行为的动因区别开来并非易事。[8]即便如此，过去20年中引发全球价值链正向扩张的动力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不断下降的交通、通讯和信息成本，快速的技术进步及逐步减少的制约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政治经济壁垒。众所周知，全球价值链分析框架的基本脉络与学术语境深深根植于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理论。在这一笃信分工和交换增进福利的理论范式下，长远来看，上述三类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仍然能够成立，基于分工深化和成本级差的全球价值链延展势必还会持续。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全球价值链和国际生产体系的挑战在于新工业革命、保护主义与大国竞争、新冠肺炎疫情相互交织，致使包括技术进步、成本优势、贸易环境在内的那些以往具有正向动力的因素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影响方式和效应，甚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可能“异化”为全球价值链扩张的反作用力。
（一）全球价值链重构的影响因素
1.新工业革命的多重影响。20世纪中叶以来，信息科技革命及其引发的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升级和产业转移成为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而且鲜有人怀疑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为“世界是平的”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然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而广泛地改变生产生活方式，对于全球化进程而言，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同样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为商品和服务流动带来便利的同时，在某些领域及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会抑制要素的全球配置。特别是在新工业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基础设施、通用技术和主导产业处在更替过程中，新技术的“替代效应”与“创造效应”仍在角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轮科技革命下，新技术的代际更迭周期缩短，一些新技术在未能取得稳定的产业化效果情况下，其下一代技术已经开始加紧研发。这种趋势和特征在通信技术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目前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没有普及4g技术，而科技大国之间却围绕5g的研发、应用、技术标准及基础设施建设展开了激烈竞争。现阶段5g商业化推广远未到位，但科技领先国家已着手布局6g技术的开发。技术迭代加快一方面反映出新科技革命下技术创新日益活跃，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科技投入及其收益的不确定性，影响了新技术收益的市场预期，导致全球价值链上新技术的扩散动力不足，阻碍创新要素的跨境配置。具体来说，在微观层面，新工业革命的颠覆性创新将会给研发企业带来“利基市场”，促使掌握尖端技术的企业更加注重研发内部化，以便最大限度地防止创新成果过早扩散，延长获利周期，这将制约领先企业推动生产布局全球化的意愿；在中观的产业层面，由于现阶段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工业革命的主导技术的规模经济边界尚未明确，新兴产业扩张的成本导向不显著，短期内难以形成可向海外大规模转移的产能；在国家层面，主要工业大国对科技创新投入巨大，势必强化重大研发及其产业化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对新兴领域的跨国投资并购实行严格管控，从而将高附加值、最前沿的创新活动控制在本土。
三、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如何？比较优势有哪些？是否发生过变化
优势产业是指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产业,是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综合体现。一、我国比较优势产业存在刚性及其危害性的实证分析从出口产品结构看我国比较优势产业刚性2003年以来，我国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品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增幅达26.4%，鞋类、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也实现了长足增长。并且2003年前三季度，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达1564.4亿美元，比2002年同期增长41.4%。其增量占全国总出口增量的61%。2.从外商对华投资流向看我国的比较优势产业刚性目前绝大多数外资在华投资的产业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行业，行业的协议投资金额达到了全部协议金额的70%左右，在这一行业中劳动密集型投资多于技术密集型投资.其结果使得我国制造业成为外商转移过时设备和过时技术的接收者，抑制了我国在机械制造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二、我国产生比较优势产业刚性的理论探索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所谓“比较优势产业刚性”是指一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一成不变地依赖传统的比较优势产业来发展对外经济.忽视应有的产业升级.并最终导致该国在国际贸易中虽然能获得利益，但贸易结构不合理，总是处于不利地位，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实现我国比较优势产业转型的理论选择。对于如何实现一国产业的转型、升级，许多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于20世纪0年代提出的国际竞争优势理论。
